当娃哈哈在商标争夺中彻底胜出、使“娃哈哈”商标重归旧主之时，又传出宗庆后与冯仑两大著名企业家之间发生争议磨擦的消息。

　　著名房地产企业家冯仑一本亲历感悟新作《野蛮生长》卜一出版便走红全国，但也为其带来一项强烈争议。书中对达娃之争中宗庆后的严厉批评引来娃哈哈方面的强烈不满，认为其批评与事实严重不符并损害了宗庆后的声誉。

　　争议源于书中第225页。冯仑在一段并不长的文字中比较不客气地批评说：“宗庆后自己10年前签了一个让他今天看起来感到吃亏的合同，于是不断违约，私底下再搞一套。老外今天要打官司追究，他也跳起来了，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能受欺负’。宗是私人企业，他把那些财产都挪到外面，由自己家族控制着，却说中华民族不能受八国联军的欺负。生意人，答应了合资，合资后商标在合资公司的管理下使用，老外提的这些要求没有错，你也同意了；当时缺钱，人家给了你钱，结果你却背着人家，在合资公司外又弄了一堆企业，都是娃哈哈的品牌，也不跟人家说;现在人家老外提出来让你把外面这些企业卖给他，以后商标还是统一使用，你不干，然后就说人家欺负你。人家那是国际惯例，全世界的商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家投了资，肯定要进行商标管理！”

　　宗庆后本人看过这一段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些议论与事实完全不符，是单方面听信了达能一家之言的偏颇之论，且伤害了他的名誉。宗认为，一年多以来先后七八场诉讼都是达能败诉、娃哈哈胜诉的事实本身，就已能证明“违背契约”和“违背商业原则”的是达能而非娃哈哈。为此，娃哈哈公司工会的顾问——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代表宗庆后与冯伦见面，就“野蛮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国际接轨，进行了一场既有对抗、争议，又有默契、共鸣的讨论。宗庆后及宗庆后的律师——大成事务所的钱卫清也在场。

　　根据现场实况，整理讨论的主要内容。

　　李肃：冯仑，你的《野蛮生长》写得极其精彩。但是对民营企业野蛮性的判断是否有些过头？特别是对大型民企国际化接轨的现状，明显缺少与时俱进的积极评价。娃哈哈是一家高度重视国际接轨的中国民企，而你在书中仍将其形容为毫无信用、为所欲为的早期民企。这样的结论，不仅很难为娃哈哈人接受，也很容易给人“民营企业泛野蛮化”的误导。

　　冯仑：我在书中谈论宗总，是想说明文革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太过于热衷政治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找常委批示，来不来就打政治大旗，好用民族主义发动群众运动。我通过牟其中和宗庆后来讨论这一现象，不是将民营企业“泛野蛮化”。在我看来，近年来的主流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已经是70年代出生的人群，在90年代初中期进入商界，对我们那一代的“政治野蛮”已经相当陌生了。

　　李肃：我非常赞同你对“政治野蛮性”的分析。在我的眼中，郎咸平煽动的社会仇富心态就是文革的野蛮遗风。文革极左的本质之一，即是排斥精英的民粹主义，它在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时至今日，由于社会中间阶层太小，一旦社会财富增长带来企业财富分化，马上会引发新的仇富情绪。在这次达娃之争中，恰恰是达能在处处煽动社会仇富情绪，在用文革的野蛮方式围剿宗庆后。

　　在达能看来,抓住侵吞国有资产、境外转移财产、个人家族控制、偷逃个人所得税等一系列“民企原罪”，就能煽动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并置宗总于死地。为此，达能不仅违背商人的一般准则，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舆论大战。而且在商务谈判及法律诉讼陷入僵局后，四处开展政治公关，寄希望于跨国公司外交，通过法国总统萨科齐施压搞政治交易。冯伦：看来，“政治野蛮”似乎不能视为中国民企的独有特征。达能的做法，可能与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颇有关联。

　　但是，按你们的说法，宗总在国有资产流失、境外资产转移和偷逃个税的问题上，还是存在“野蛮生长”的原罪问题，所以才使达能有机可乘。

　　李肃：娃哈哈的改制是极为规范的，宗庆后亦是少数没有改制原罪的民营企业家。在娃哈哈，国家没有投过一分钱，是宗总借了十四万元钱，靠代销棒冰、汽水一分一厘滚动发展起来的。创业二十一年来，上交了国家税收近100亿，而且银行没有任何贷款。由此看来，娃哈哈的“国有资产”与联想集团十分相似，本来就有红帽子色彩。按联想集团解决产权的模式，国有成分只被确认为35%，经营者则无偿分到了另外的35%；而娃哈哈，在企业初期发展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宗庆后与全体员工则是真金白银购买了54%的“国有”股权。娃哈哈的国有成份至今仍高于无偿摘红帽子的联想，请问，还有什么国有资产的流失？

　　冯仑：国企改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们议论娃哈哈的焦点问题，是员工在娃哈哈集团之外再建新主体投资，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

　　李肃：2001年到2005年，我国处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因此，当时要求政府拿财政资金到外地投资建厂，给其他地区创造税收，根本就没有可能。因此，宗总与娃哈哈员工单独投资外地非合资企业，是当时条件下的自然选择。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去谈这个问题。

　　冯仑：你的这些论据很有说服力。九十年代的国退民进不仅是政治风向，而且具有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的体制意义。我对社会上追究当时的改制始终极其反感。但是，你总是说娃哈哈员工，怎么我看舆论一直在说娃哈哈是宗庆后个人和家人的。达能之所以希望煽起民粹主义，是不是想在宗总与员工的关系上制造裂痕？

　　李肃：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绝大部分都是宗总与全体员工一起投资的。在娃哈哈，宗总倡导家文化，员工与企业是联在一起的。但是，娃哈哈又不是一个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公司化管理。达能为了低价并购娃哈哈，有意将宗总歪曲成一个家族企业来误导公众，其目的是挑拨宗总与员工的关系。然而，娃哈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几个主要的投资公司中，都是宗总占60%，，员工占40%的格局，非常规范。宗总的重要骨干长期稳定，没有出现跳槽，与公司内部的利益机制密切相关。至于舆论炒作的资产转移境外，不过是中国民营企业利用离岸公司操作上市的通常模式，不存在什么侵吞资产问题。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偷逃税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在达能。因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是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是缴税的第一责任人。达能公司不仅没有承担扣缴义务，而且用非法合同形式明确规定一切缴税义务均为所得人宗庆后一人承担，这是对我国税收法律的公然蔑视，其目的在于逃避其应有的扣缴义务。

　　此外，我国税法针对中外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订立了特殊条款，主要是为了禁止国外企业利用各国的税收差别偷逃个人所得税。1999年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中任职、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应由该外商投资企业支付。凡由于该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外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本应由外商投资企业支付的工资、薪金中部分或全部由境外关联企业支付的，对该部分由境外关联企业支付的工资、薪金，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据实汇集申报有关资料，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冯仑：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看来,达能的舆论公关做得的确到位,似乎有“谎言说了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的感觉。那么，娃哈哈在合资企业之外另立山头同业竞争，也是达能在歪曲事实？李肃：达娃之争有两个基本的法律冲突。一是娃哈哈是否有商标无形资产侵权问题，二是达娃双方谁在同业竞争问题。从目前国内法律诉讼的结果看，达能已经全面失败了。

　　在娃哈哈商标归属上，由于国家商标局的明确表态，达能已经输了杭州仲裁。达能曾经在北京中院状告国家商标局，后来看到毫无法律依据，只好撤诉。

　　在同业竞争与竞业禁止上，娃哈哈的非合资企业，在1995年合资之初就存在，十家企业达能只有五家合资。2005年，达能还与27家非合资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非合资企业为合资企业代加工，不仅降低了销售成本，而且扩大了市场占有率，这一切都是达能所倡导与认可的，在历年普华永道的审计报告中都有明文披露。反之，达能自己在合同当中承诺不损害合资公司的利益，却收购了同业竞争的乐百氏、正广和、深圳益力、汇源及已退出的光明、蒙牛，实际上都是同业企业。正因为如此，达能在国内外的所有法律诉讼中都是为此而屡诉屡败。

　　冯仑：由此看来，舆论界对此事的误导实在太重。好象连基本是非都是颠倒传播的。如果这些情况属实，我在《野蛮生长》中对宗总的批评确有重大失误。在我写书之时，几乎全社会认为娃哈哈违背契约精神，当时的舆论倾向十分明显。

　　李肃：娃哈哈与达能的合作，在起步之初就是娃哈哈主导经营活动的合资合作。百富勤与达能合为一个主体进入，最初带有金融投资的性质。但是，达能买走百富勤股份后，想违背当年的约定，搞了很多敌对性的违约动作。特别是范易谋上任后，他的傲慢个性和好斗习惯激化了矛盾。你去看看王佳芬写的自传，对达能的得寸进尺与不择手段，做了很多生动准确的描述，与娃哈哈的切身感受完全一致。

　　达能是一家以收购兼并见长的特殊公司，在经营、管理、开发、企业创新、品牌运作等方面都缺少文化传统。相反，他们在中国与每一家强手的合资合作，都是以弱势者的姿态进入，先拿下资源独占权，然后慢慢伺机吞并。这就使他们与每一家合作公司的冲突不断升级，对抗不断加剧，最终导致矛盾彻底激化，难以收拾。

　　所以，很多人说宗总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混淆了黑白。真正不讲契约精神的一方是达能。冯仑：宗总，看来你们的媒体传播工作做得明显不足。这些问题整个社会了解不多，甚至严重错位。我在《野蛮生长》中那些不恰当的话，源于整个舆论的误导。有不妥之处，请宗总谅解。我很想了解一下达娃之争的进展现状，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

　　李肃：娃哈哈自从发表了中止诉讼进行合谈的声明后一直在促进合谈，而且在和谈中提出了三套方案。一是若要继续合作必须澄清事实真相，向娃哈哈赔礼道歉；二是娃哈哈可以将与合资公司的股权卖给达能，由其自己去经营；三是达能可以将合资公司的股权卖给娃哈哈或第三方，平和分手。达能接受了第三个方案，却开出了500亿的天价，后来降到200来亿，这对娃哈哈来讲是无法接受的。最近，达能的目的达不到后不宣而战，又在到处诉讼，娃哈哈当然只能应诉。目前，达能的谈判地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娃哈哈品牌一旦不归合资企所有，39家合资企业的实物资产一钱不值。

　　国外大公司进入中国之初建立的许多合资企业，都是中方帮助外方打开了中国市场。然而，一旦外方发现中方不再有用，通常是以清算公司为谈判手段，将中方赶出合资企业。在他们眼里，这就象婚姻破裂，禁止反目为仇的夫妻离婚反而可能是最大的不道德。

　　达娃之争初期，人们一直把宗总与达能的争执说成是控股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的权力之争，并认为宗庆后必输无疑。当时，我就认为，这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争执，最终可以用清盘手段解决冲突。这是商业常规。

　　冯仑：如果娃哈哈真能这样结束与达能间的反收购之战，那可真是中国民营企业跨国之争的重要里程碑，对宗总的胆识和能量，我表示由衷的钦佩。

　　但是，我还是希望达娃之争尽快和平解决，不要把商业问题上纲上线，变成民族政治运动。我们仍处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全世界在看着达娃之争，宗总还是应该更国际化一些。

　　李肃：著名品牌纳入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是国际通例，北美、西欧各发达国家无不如此，达能所在的法国也决不例外。仅仅4年前，达能自己就发动过一场抗拒美国百事可乐收购达能的“民族战争”，包括法国总统、总理、部长在内的一干核心政要直接出面“保卫达能”，致使百事集团知难而退。但达能公司反过来对待中国公司却是“已所不欲偏要必施于人”，不仅对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强行收购，而且先后并购或参股了包括光明乳业、正广和、乐百氏、蒙牛、汇源、益力等七大著名饮料品牌，违背了公司同业竞争的有关规定。

　　但是， 为什么达能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仅做了一次同业竞争式的并购，就遭到强烈反对并被制止，而在中国他们能够如入无人之境，通吃饮料业各大著名品牌而无人质疑？我认为，其根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蔓延的“跨国公司盲从论”，无形中滋生了“跨国公司强权论”的不良土壤。

　　80年代国门初开，短缺经济中的国际大名牌成为国民消费的最高追求，形成了跨国公司崇拜的主流；90年代初我国因“六四风波”遭遇外交困境，跨国公司逆国际制裁之风相继而来，形成了跨国公司外交态势；9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升级换代，全面优惠跨国公司，形成了跨国公司迷信之风；21世纪以来，围绕“入世”问题中国展开激烈争论，大量中国企业染上“跨国公司恐惧症”，形成了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的躲避心态。由此，日深积久，跨国公司的盲从心理渐成气候。这也是我国精英阶层一听“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会产生心理反感的根本原因。

　　冯仑：我对中国民企的崛起由衷高兴。在我们地产界，王石的住宅开发规模已达到美国三大住宅公司总和的一倍半。中国加入WTO以来一系列重大经济发展，包括制造能力的飞速发展、世界资源利用能力的稳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突破发展等，开始迎来中国经济崛起的重大契机，推动中国企业国际接轨与跨国发展。“达娃之争”如果真的以娃哈哈全胜告终，将会使国人清楚看到了中国企业在产业能力上和法律对抗两大方面都不逊于跨国公司，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仅具备了创建本土跨国公司的能力，而且具备了对抗国外跨国公司的能力。

　　但是，从事态发展的趋势看，娃哈哈在争执中已占优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有保障。这时，宗总是否应该更宽容一些？

　　李肃：我们历史上做过三次和解努力。

　　第一次是在去年7月初，我提出一个方案：即，由达能方面买走娃哈哈方面49%的合资公司股权，娃哈哈方面允许达能使用娃哈哈商标三到五年，并帮助达能将公司维持和成长，三、五年后收回商标，达能自行经营。但达能对我们的建议不仅不予采纳，还发律师函说我们“别有用心”。第二次，我们与一家国际大投行提出双方合并上市的方案。宗庆后也同意协商股比，但要求达能为对抗时期的敌意攻击道歉，双方共同发表声明，消除“大鸣大放”造成的不良影响。达能对此完全不予理睬。现在看来，达能当时还留了一手打击宗总，就是想通过偷税漏税置宗总于死敌。

　　第三次就是双方围绕达能退出价格进行的谈判。但达能一方面开出高得离谱的要价，另一方面又重新启动法律诉讼，并以“偷税门”事件陷害宗庆后。这些彻底激化了双方矛盾，把正常商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如此下去，只能逼迫娃哈哈工会、娃哈哈经营团队与娃哈哈合资方采取法律手段，结束这个已经障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合资合营。

　　冯仑：我是一个从改革开放的特定的环境里走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我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有着先天的历史责任。为此，我很愿意看到宗总成为全胜的赢家，并希望与宗总加强合作，为中国民企的国际接轨做一些努力。

　　李肃：冯伦，你是一个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兼有理性思考和实际经商的双重能力。你与宗总的合作空间一定很大。

　　冯仑：宗总这次如果大获全胜，将是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直接对抗的经典案例。我希望宗总获胜后，应捐出一笔基金，专门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应对跨国公司的压迫，防范国际接轨过程中的风险。我们最近建立了一个万通基金会，努力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李肃：宗总做为宋朝抗金名将宗泽之后，具有浓厚的民族产业情结。这次娃哈哈战胜达能的重要经验，一定会变成中国企业对抗跨国公司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对我国民营企业今后的国际接轨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希望这次讨论能够成为两位企业家合作的新起点，共同推动本土化跨国公司的健康成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告诫你。我读了两遍《野蛮成长》，很受启迪。这会是一本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传世之作。但是，作为一个著名企业家，书中涉及的人物太真实，很容易引起争执。

　　冯伦：我写《野蛮成长》的本意，是从一个民营企业家自我反思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深入分析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难点问题，以便为民企的未来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书中涉及许多身边很亲近的人和社会很关注的事，难免有些观点与当事者的感觉存在差异。在这里，我对所有由此引起不快的人表示歉意，希望大家理解我写书的初衷，并能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的历史性进步。